【每日一习话】要关心、关怀、关爱英雄模范

综合而言，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法采取了一种马格卡·米尼斯基(Margot Kaminski)所谓的二元治理(binary governance)结构，它将个人正当程序权利与合作治理方法结合起来。

作者简介：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唐太宗对此有明确说明。

(三)减少古代地方监察体制弊端，强化地方监察委员会作用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由于地方政治的特殊性，不仅存在着官官相卫的不良现象，职权模糊、机构臃肿的问题更为突出。新时代监察制度以维护人民利益、保障人民权利为要旨，彻底摒弃了封建思想。一是重视监察人员的管理。(《管子·臣道》)秦始皇建立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其设立监察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纠察百官，使职臣尊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尊卑贵贱，不逾次行。为帝王计而不是为百姓计的目的决定了纠察的标准是以忠于上、服从于上为善，而不是以秉公为民为善。

第二，防止监察权的不当行使。⑦《宋会要辑稿·刑法》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法律体系形成了，法治就进入到一个有法可依的阶段。

二是制度之治主导了法治的治理方式。因此，法治之治的内涵应当是符合制度建设规律、具有基本制度逻辑结构和制度功能的制度之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角度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来摄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进行了详尽的政策分析，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概念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要求，更加符合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制度特征。

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是在建国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的，并且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总抓手。总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勾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科学地回答了第一个一百年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达至成熟和定型的基本状况，为到2035年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明了制度演进和发展的逻辑方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法理上来看，不能因为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没有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概念，就想当然地认为该《决定》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就没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判断标准加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考量因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成熟和定型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方向，直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构建。

这就意味着，国家建设的经验首先转为国家制度，然后再通过法律上升为法律制度，通过法律的规范保障作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总之，把制度之治作为法治的核心要素对待，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通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可以真正地找到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中发挥自身治理优势的制度突破口，有效地消除在理论上一谈法治就会受到西方法治思想的困扰的思维障碍，真正有效地解决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两张皮问题，将法治理论更好地服务于法治实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法制原则的发展和完善，即从文革十年浩劫中的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再到法律体系，反映了我们在立法工作上的进步和立法质量的提升，这一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进步，也就是说在静态法制层面实现了法律规范的制度化。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特征，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也就是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

毫无疑问，对这个基础性理论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和制度体系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是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上述关于制度的基本判断是建立在对建国后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运行实际状况作出科学总结基础上的，特别是针对文革十年浩劫的教训提出的，对于拨乱反正、确定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政方针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引作用。

党的十八大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国现行宪法第1条明确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在统一的宪法制度下，还可以通过宪法或者是基本法规定在特别行政区实行区别于主体部分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法学界习惯用法律制度体系来涵盖法律体系，并将法制区分为静态的法律规范和动态的法律实施。当前，深入学习和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关键是要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正确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和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制度之治与法治之间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法解释学框架，从而保证制度实践与法治实践之间的价值统一。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党的十四大提出: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比如，在中国疫情暴发之初，一些国家向中国捐献医疗物资，帮助我们度过了抗疫初期医疗物资短缺的阶段。

但随着对自身和自然界认识的深入，人开始向自身之外的事物寻求权利，这时就涉及到人类本身的行为能力问题。到了20世纪初开始出现第二代人权，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些权利要求政府主动为个人提供福利。

比如一些美欧国家舆论对中国战疫行动的污名化，究其原因，既有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因素，也有部分西方民众被政客们摆布的因素，即一些人受无知和私利的驱使借机发泄不满。类似问题在平时看不出，关键时候就力不从心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早前针对国际上出现的一些针对中国的侮辱性言行强调，国际社会在处理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时，要注意尊重人权，不要污名化。目前，以瑞典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施行的群体免疫成效备受关注。

如何看待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莫纪宏：民主可以解构法律是极端民粹主义的体现，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已经对绝对民主保持了警惕。由于现代西方医学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深远，一些西方国家在防疫过程中无法或很难接受已证明对控制疫情有效的非西方技术体系支持的医疗技术。可以说，合法性符合比例以及可以获得有效救济，应是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基本人权尺度。三是在西方文化中戴口罩通常被贴上有病的标签，故以不戴口罩向民众表明自己没病，身体健康，等等。

疫情在欧美出现之初，有英国防疫专家在媒体上公开主张，通过群体免疫的方式把疫情造成的人员伤亡降到最低限度。面对疫情，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出现火烧5G发射塔、建议民众直接往体内注射消毒剂等反智主义的荒唐举动。

这也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并没有在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方面，建立科学和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未来或将吸取教训，加强相关研究和应对。但新冠病毒的传染特点相对比较隐秘，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有哪些传播方式，这直接影响到西方民众的判断。

这里涉及的生命自由等不是人权理念，而是革命者的信念。西方法治政客行为政治体制人权争论等由此成为被广泛讨论的话题。

有人说，个人自由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既存在于一个人的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冲突之中，也体现在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之中。除了美国目前没有全民医疗是个例外，多数西方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都相对较为完善。对于新冠病毒传染特点的了解程度，或是导致西方民众对是否戴口罩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规定了即便是在公共紧急状态时期也不得克减的人权原则，这为各国在公共危机应对中把握好保护人权的法律之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准和尺度。

新冠病毒是不分国界、不讲人权的。然而，新冠病毒的机理复杂，目前不仅流行病学调查意义上的一般规律无法掌握，研发中的疫苗或特效药何时能面世似也遥遥无期。

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社会权利 。一些看似怪诞的现象，是否有其特殊而必然的一面？面对疫情映照出的西方社会天平轮廓，又该反思些什么？《环球》杂志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国际宪法学协会名誉主席莫纪宏。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支援国际社会的举动存在两种评价，一种是赞同和肯定的，认为中国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帮助其他国家战胜困难。第三代人权是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目的在于保证国际发展秩序的平衡和发展中国家整体意义上的权利。